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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January, 2009

堅強的2009年

堅強的2009年
 
星期六(2009/1/03)
 
            午夜十二點正,在友人公寓住處的陽臺觀看臺北101的燦爛煙火。是的,2009年已悄悄降臨,在這一刻。。。。。。
 
            時間總是來得快,也消失的迅速。很多年以前,也許是初中、高中時候,學生生涯最不知時日過,總是到了全國大考PMR、SPM、STPM的考試高峰階段,才意識到年尾的時刻既要結束。因爲宣佈考試成績的時候,新一年的光景也已來臨。回想求學的生活,最讓我開心的階段是在中四、中五的那時候。也許因爲中三的PMR考試成績幾乎全軍覆沒,所以上了中四中五階段才格外珍惜求學的日子。還好當時的努力,考上了大學先修班,最後進了國立大學深造。
 
            三年在博特拉大學的日子算沒白過。雖然那段三年的日子,看不到故土的任何一個熟悉的事物,年少時期的選擇,飄洋過海的歲月,雖然沒有魯賓遜的漂泊、也沒有小木偶的奇遇記,起碼讓我在離開婆羅洲鄉土的那一刻,體會了第一次離家的感覺。那一年2004年,飛機下方出現好多好多的油棕樹,綠油油的,我很喜歡,可惜不是我的故鄉。這是我當時從東馬飛來西馬的體會。
 
三年在雪隆生活,聽到了很多平常只能在電視機聽到的廣東話;看到了很多平常只能在電視機看到的族群複雜關係;聞到了很多平常只能在電視機可看卻吃不到的美味“西馬食物”,我知道,我屬於這個國家的一份子,但未必就屬於這個我所不熟悉的“土地”。情感何在?不曉得,也別問我。2008年政治大海嘯,我待了三年的馬來半島一夜之間五大洲淪陷,而婆羅洲東馬最大的兩大洲爲何“安然無恙”?我竊笑,真的。你問:爲何笑? 不就兩個島嶼的族群關係讓我竊笑嗎?進大學以前,我所認知的東馬沒有讓我看到政治的壓迫性;進了大學以後,我所認知的西馬讓我體驗了何謂族群、何謂政治、何謂民族主義。兩地文化的懸殊,讓我在二十嵗初齡開始,知道了什麽是文化的差異性。不說,你了解嗎?不問,你知道嗎?不看,你曉得嗎?我再一次竊笑。
 
            我不想讓自己接受命運的安排,除非我自己就是命運的主宰。但我如何成爲自己的主宰?也許,不想要的命運,就不要學習去接受。對我而言,唯有離開故鄉,離開國土,我才能繼續尋找自己的生命。2004年開始,選擇離家三年,在吉隆坡獨自學習應變能力的那三年讓我變得比高中時期更加不同。博特拉大學的郭蓮花博士在我還是大二時期就看出了我的性格:“改變”。爲了在異地的生存,我不得不改變在砂拉越念高中、大學先修班的那個我,然後接受西馬的求學生活。語言、歷練、學習、環境、時差,哪個不是迫使我“改變”的因素?也許我連自己什麽時候開始“改變”也不知道,直到大學二年級時期,大一的學弟妹告知郭老師對他們說的那番話,我才知道:原來在老師眼中,我已經改變了。記得,那時是2005年。
 
            三年的結束並未讓我放棄流浪於海洋的歷險,我從婆羅洲來,飄洋到了地圖中那“長長”的馬來半島。2007年大學畢業典禮結束,教師工作辭職,我再次離開已開始熟悉的土地,來到了另一個島嶼:寶島——臺灣。我用了三年時間學習如何做好一個“西馬人”;卻讓我成功僅僅花費一個學期就做好一個“臺北人”的角色。有個在暨南國際大學的朋友號稱自己:“老白山人”剛來臺灣不久,就說我改變了,改變得不是他從前在博大認識的那個我。我沒有否認自己毫無改變,因爲我也不想否認這一個事實。要在這個充滿心機和鬥爭的臺北都市“生存”,如果繼續使用在吉隆坡那三年的經歷,對我來說,是不夠的。如果說吉隆坡是個充滿“族群衝突”的都市,那請容許我使用“冷漠”來形容臺北。
 
臺北——一個我第二度飄洋南中國海的第二個城市,一個文化之都,多樣古跡現代文化聚集,以及高度的政治商業經貿發展之地。2009年的我站在高處遙望視線對面的臺北101的煙火,我發現自己變得比來臺灣前堅強了。“堅強”這兩個字,是多麽的沉重!沉重得讓我好希望快點攻讀完研究所馬上離開這個不屬於我的土地。因它讓我覺得心寒,就像冬天的寒風,讓我在夜晚十分,被冰寒又噬骨的寒風吹著,然後凍傷。記得第一次來臺北留學,第一次來到政治意味很濃厚且歷史悠久的臺北學府。這裡帶給我的文化震撼和差異是我這一輩子從未體會過的。我想若當初我不是來到臺灣這個島嶼,不是來到集合政經文教為中心的“臺北市”的話,這一輩子我都不會體會到文化震撼的感受。這種震撼帶給了我身份的創傷和堅強生存的毅力。
 
也許當初我根本就不應該選擇背負道統中國文化經典的中文系,這樣或許我可以過的很好,可以像留在國内大學進修的朋友一樣快速畢業,或者去攻讀學分比較少又無大規矩限制的研究所。這樣就可以避開那些雙手握著象徵“文化”的皮鞭,可輕而易舉去無情鞭撻我的“大中華主義份子”,可以免於遭到高高在上骨子裏滿是優秀詞彙的眼神的鄙視。那些日子,多少的文化身份問題,多大的學養知識的衝擊,都一一像洪水猛獸般吞吃著我的心靈。
 
有人問我:你幹嘛要來臺灣留學?你選擇臺灣有什麽動機嗎?你說你是外籍學生,怎麽國語(中文)說的醬好?你其實不是外籍學生,只是僞裝自己是外籍人士的華僑吧?你之前在臺灣念大學嗎?你在馬來西亞的大學是修讀中文系嗎?你要修讀國共戰爭的歷史嗎?怎麽你們國家把中文放在外文系裏面?這樣中文是你的外語咯?你有考試進來研究所的嗎?你有沒有領取外國人的獎學金?你來念中文系是爲了中華文化嗎?你應該是僑生吧,外籍生怎麽中文說的這樣好?馬來西亞人不是回教徒嗎?你不是馬來人嗎?你怎麽會是“馬來西亞人”呢?馬來西亞人不是馬來人嗎?你們那邊是不是有排華?你們的政治是不是由軍方統治?馬來西亞是怎樣的啊?
 
這些種種的問題,種種的疑問,讓我開始重視並且捍衛自己的文化身份問題。我無法想象自己在“他者”(the other)的眼中是可以過得那麽的卑微;那樣的寄人籬下。在那些口口聲聲滿嘴文藝的嘴巴裏面,你聽到他們的疑問,不,大多數是質問,質問或者懷疑你的身份。仿佛在他們眼中你根本就是個騙子,欺騙獎學金的騙子,欺騙國際學生名額和身份的撒謊者。會問你問題的人未必就是他/她想要了解你,那些語氣是那麽的大中華主義,外面人也就算了,但我還遇到過自己的同班同學對於我的身份和學識的質疑和侮辱。有些人連和你打招呼都不想,故意裝著看不到你的存在,但是在教授面前就故意裝好人、好學生、好同學,告訴你這個告訴你那個,當教授一轉身,就立刻把你透明對待。有次不小心站在一個臺北同學的面前,此人可以非常沒禮貌的用很高高在上的聲音對你說:“借過”!仿佛把人看成是一條狗,擋住了高貴的人種的道路似的。還有另一類同學心機更重,和你認識的目的純粹只是想要利用你,認爲你可以在語言上協助他們而拼命的討好你、認識你,爲了得到你的資料而表面和你好,拿了資料後就拍拍屁股走人,不說謝謝也算了,居然還盜竊我學習的理論和學科研究方法,然後還故意無情的問你:“你應該不會做這個題目爲期末研究專題吧?”
 
            這些一年累積下來的留學經驗,那種血統裏面流著大中華主義的人,除了只把有金頭髮、藍眼睛的洋人視爲“外國學生”之外,其他的人種,只要你的頭髮是黑色,皮膚是黃種人的顔色,口中會抽說流利的“國語”的,他/ 她們都不會理會你有沒有國籍身份,囯族身份,文化認同身份,情感歸屬身份,公民認同身份等的識別問題,總之非洋人樣貌但會說流利中文的人都是中華民國的“海外華僑”。
 
華僑的身份,我有嗎?外國人的身份,我是嗎?僑生的身份,我承認嗎?外籍生的身份,誰在乎?因爲政治,所以在他者(the other)的眼中,我失去了國家的認同建構,失去了囯族的歷史敍述。因爲身份階級的意識,我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存在,而被我眼中的“大中華主義者”限定為個別的認知個體,沒有被認可的國家,沒有多元的族群,沒有自己的國語,沒有自我想象的符號,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獨特性,甚至是沒有“馬來西亞人”這個公民身份。我的真正國際身份被活生生的制度化或政治性的吞噬,被一種大爲我的心態和大中華的群體自私的泯滅根除,最後我消失了 / 不見了 / 自我犧牲了 / 不存在了——到底我還活著與否?連我自己都不曉得。我開始感到焦慮不安,倍感威脅,這種因爲階級身份交織的複雜意識,讓我在這個乍看是屬於我認知的文化,但又讓我覺得陌生的“異文化”,臺北,讓我產生了族群的焦慮與挫折。
 
            我是誰?這問題在我第二學期的研究所生活中,就成了我的留學思索方針,也是我開始學習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應該是“生存方式”。我不知道碧真,政權,仕粧有沒有這樣的經歷,也許有、也許沒有,我不知道。只知道,從那時候開始我重視起自己的公民尊嚴,開始捍衛起身為“外囯學生”的身份問題。我在樣貌上的改變,只因不想讓自己的國家被高貴的臺北人看成是落後的第三世界難民;我在學識上的改變加強,是因不想讓自己遜色於眼睛長在額頭上的“同學”的侮辱;我在思考方式上的改變與批判,乃因不想被道統經典壓抑著使自己失去了本土馬華的探索;我在身份問題的開始執著與認同,是因為我要糾正高高在上的“大中華主義”的文化歧視,迴避不屬於我的華僑想像,讓事實回歸於社會歷史的真實性;讓自己開始學習堅強的去留學並且吸收知識,開始學習捍衛自己的本土文化,開始固執的認同自己的國家公民身份問題,開始尋找適當的詮釋意義以及意識問題的生産與建構,期望透過某種國家觀念與馬來西亞人的文化共識去建構文化的意識形態。
 
也許我的堅強告訴了我:“我不是沒有歷史的人”,我的改變是要追求尋找認同的價值。一種讓我離開故鄉記憶,在臺北能夠捍衛自我,保護自己不被虛假意識吞噬,抑或一種足夠支撐自己繼續探索新生命價值的生存之道。
 
2009年,堅強留學的新一年,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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